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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编辑]

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ˈbeɪdər ˈɡɪnzbɜːrɡ/；1933年3月15日—2020年9月18日），原名琼安·露丝·巴德（Joan Ruth Bader），是一位美国法学家、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为拜倫·懷特大法官退休后出现的席位空缺，经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她于1993年8月10日宣誓就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并担任大法官直至逝世。[1]她是继桑德拉·戴·奧康納之后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首位美國猶太裔女性大法官。[2]在获得克林顿总统的提名时，她被广泛视为能帮助争执各方建立共识的温和派，但随着她任职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在思想上（英语：Ideological leanings of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justices）逐渐展现出保守倾向，她最终成为了最高法院的自由派（英语：Liber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法官之一。金斯伯格在任期间撰写了多份著名的法庭意见，这其中包括了1996年的合众国诉弗吉尼亚州案、1999年的奧姆斯特德訴L.C.案（英语：Olmstead v. L.C.）、2000年的地球之友公司訴萊德勞環境服務公司案（英语：Friends of the Earth, Inc. v. Laidlaw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c.）和2005年的谢里尔市诉纽约奥奈达印第安人部落案（英语：City of Sherrill v. Oneida Indian Nation of New York）等案件。

金斯伯格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她的姐姐在她尚是婴儿时离世，而母亲则在她高中即将毕业前去世。她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学士学位，在校期间她认识了马丁·金斯伯格（英语：Martin D. Ginsburg）并最终与他步入婚姻殿堂。成为母亲后，金斯伯格入读哈佛法学院并成为当时班里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之一，之后她转学到哥伦比亚法学院继续学习，并在1959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60年代初，金斯伯格参与了哥伦比亚法学院国际诉讼程序法项目的研究。在此过程中，她学习了瑞典語并与瑞典法学家安德斯·布鲁泽留乌斯（英语：Anders Bruzelius）合著了一本民事诉讼程序法著述。在为进行相关研究赴瑞典工作的过程中，瑞典平等的法律职业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她对性别平等问题的思考。此后，她先后任教于罗格斯法学院（英语：Rutgers Law School）和哥伦比亚法学院，成为了在民事诉讼程序法领域执教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

金斯伯格在法律执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和婦女權利的实现，她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的很多案件都成功胜诉。她同时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志愿律师和董事会成员，70年代还成为了联盟的总顾问之一。1980年，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任命金斯伯格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此后，她一直在该法院任职直至1993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自2006年桑德拉·戴·奧康納大法官退休后至2009年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获任前的三年间，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唯一在任的女性大法官。在此期间，金斯伯格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对部分案件的法庭意见表达异议。她的强硬姿态在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案（英语：Ledbetter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中尤其得到了展现。时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于2009年签署生效的莉莉·莱德贝同工同酬法案（英语：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 of 2009）就被广泛归功于受到了金斯伯格在该案中撰写的少数意见的启发和推动，该法案的生效使得雇员将更容易在薪酬的性别歧视投诉中获得支持。

因在法庭意见中多次表达了自己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金斯伯格受到了美国流行文化关注。 她曾被戏称为“声名狼藉的RBG”（The Notorious R.B.G.）[註 1]，而她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个绰号。[3]。2020年9月18日，金斯伯格因胰腺癌转移引发的并发症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英语：Death and funeral of Ruth Bader Ginsburg），享寿87岁。考虑到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临近，金斯伯格留下遗愿称，希望由选举中新当选的总统来挑选和提名自己的继任者。且根据2016年的往例，安東寧·斯卡利亞去世后，时任总统奥巴马曾提名梅域·加蘭（英语：Merrick Garland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为其继任者，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就以总统选举临近为由拒绝就该提名召开听证会或付诸表决。因而，唐納·川普总统对艾米·康尼·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名获得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的行为也受到质疑。

早年生活和学业[编辑]

1833年3月15日，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玛摩利医院（英语：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出生时本名琼安·露丝·巴德。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儿，童年时她随父母内森·巴德和西莉亚·巴德住在布鲁克林区的夫拉特布什社区。父亲是来自俄罗斯敖德薩（今属乌克兰）的犹太移民；母亲出生于纽约，是一对来自波兰克拉科夫移民夫妇的后代。[4]在琼安小时候，琼安的姐姐玛丽莲（Marylin）认为琼安是个“爱踢人的宝宝”（a kicky baby），因而给她取了个绰号“踢踢”（Kiki），其他家人也用这个绰号称呼琼安。但是玛丽莲未能见证琼安的成长，她在六岁时死于脑膜炎，那时琼安才十四个月大。待到琼安去上学的时候，她的妈妈发现女儿班上有很多女同学也名叫“琼安”，为了避免混淆她建议老师用她的中间名露丝来称呼她。[5]:3–4虽然巴德一家并非虔诚的教徒，但他们仍是猶太教保守派教会东米德伍德犹太人中心（英语：East Midwood Jewish Center）的成员，露丝在该教会学习犹太信仰的信条，也借此通晓了希伯来语。[5]:14–15从四岁开始，露丝就参加了在纽约密涅瓦（英语：Minerva, New York）附近的巴尔福湖（Lake Balfour）举办的犹太夏令營Che-Na-Wah，她后来也一直在该营地担任辅导员直到18岁。[6]:13

母亲西莉亚在露丝的学习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角色。[7]西莉亚年轻时曾经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她15岁时就从高中毕业，但是因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她的家人选择供弟弟上大学，所以她最终未能继续学业。西莉亚经常带露丝去图书馆，她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更多地接受教育，并期待女儿能够成为高中历史老师。[8]露丝高中就读于布鲁克林的詹姆斯·麦迪逊高中（英语：James Madison High School (Brooklyn)），该校的法学课程项目后来专门设立了一间模拟审判庭用以纪念她的成就。在露丝就读高中期间，母亲西莉不断在与自己的癌症做斗争，但她最终仍不幸在露丝高中毕业前夕病逝。[7]

高中毕业后，露丝进入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就读，并此期间加入了阿尔法·厄普西隆·弗爱姐妹会（英语：Alpha Epsilon Phi）。[9]:118在康奈尔大学期间，他还结识了17岁的马丁·金斯伯格（英语：Martin D. Ginsburg）。[8]经过四年的学习，露丝于1954年6月23日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并取得政府学文学士学位，她是毕业班中成绩最高的女学生并成为了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英语：Phi Beta Kappa）的成员。[9][10]毕业一个月后，露丝与大学同学马丁·金斯伯格结婚。适逢马丁应征入伍担任美國陸軍預備役预备军官训练团军官，他们婚后便搬到训练团所在的奧克拉荷馬州锡尔堡居住。[8][10][11]随丈夫迁到俄克拉荷马后，21岁的露丝进入美国社会保障署在俄克拉荷马的办公室工作。在社保署工作期间，露丝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但她也因怀孕而被社保署降职。1955年，露丝产下一女。[12]

1956年秋，金斯伯格入读哈佛法学院并成为同届约500名学生中为数不多的九名女性之一，在校期间她成为了《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13][14]据报导，哈佛法学院院长曾邀请包括露丝在内的所有女学生到其家中吃饭，并当面询问她们“为什么你们要在哈佛法学院，抢走本属于男性的位子？[註 2]”[註 3][8][15][16]不久，丈夫马丁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露丝就转学到哥伦比亚法学院]就读。入读后，她又成为了哥伦比亚法律评论（英语：Columbia Law Review）的编辑，这也使她成为首位在两大主要法律评论（英语：Law review）（《哈佛法律评论》和《哥伦比亚法律评论》）中均担任过编辑的女性。1959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7][17]

早期职业生涯[编辑]

法律职业生涯伊始，金斯伯格就在求职上遇到了困难。[18][19][20]1960年，尽管受到了阿尔伯特·萨克斯（英语：Albert Sacks）教授（后来的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力荐，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仍然因为性别因素拒绝了金斯伯格担任其法官助理申请。[21][22][註 4]其后，金斯伯格又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杰拉德·冈瑟（英语：Gerald Gunther）的推荐。冈瑟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埃德蒙·路易斯·帕米利（英语：Edmund Louis Palmieri）推荐金斯伯格，建议其聘任金斯伯格为法官助理。在冈瑟威胁帕米利如果不给予金斯伯格机会，将绝不推荐另一位哥伦比亚学生，并保证如果金斯伯格无法胜任该职务，他将会向帕米利提供其他人选后，帕米利才同意聘用金斯伯格。[7][12][23]从那一年年末到此后的两年，金斯伯格一直担任帕米利的法官助理。[7][12]

学术生涯[编辑]

1961年到1963年，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国际诉讼法项目中担任研究员，并晋升为项目副主管。在此期间，她学习了瑞典語并与瑞典法学家安德斯·布鲁泽留乌斯（英语：Anders Bruzelius）合著了《瑞典民事诉讼程序》（Civil Procedure in Sweden）。[24][25]为了为书籍的撰写做充分准备，金斯伯格还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26]布鲁泽留乌斯一家是法学世家，除了安德斯·布鲁泽留乌斯从事法学研究工作外，他的女儿卡琳·布鲁泽留乌斯（英语：Karin Maria Bruzelius）当时则是一位法学生，卡琳后来成为了挪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英语：List of Justices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Norway）并担任了挪威女权协会（英语：Norwegian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的主席。金斯伯格在挪威的生活经历和她与布鲁泽留乌斯一家的交流深刻影响了她对性别平等的思考，她深为挪威在性别平等上的进步所鼓舞。在挪威，法学生中有20%到25%是女性。此外，金斯伯格在研究过程中还接触到一位已怀有8个月的身孕却仍在工作的法官。[8]卡琳·布鲁泽留乌斯后来回忆说：“在与我们一家的交流中，露丝意识到美国女性也完全可以拥有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法律地位。”[27][28]

1963年，金斯伯格进入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法学院工作，并首次担任法学教授。[29]但是，入职时金斯伯格却被告知，因为她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拥有一份高薪的工作，所以她的工资将会比男性同事低。[20]事实上，在她进入学术界工作时，全美只有不到二十位女性同她一样有机会担任法学教授。[29]在担任法学教授期间，她主要研究民事訴訟法。她于1969年获评终身教职，此后一直在罗格斯法学院工作到1972年。[30][31]

1970年，她参与共同创办了《女权法律报道（英语：Women's Rights Law Reporter）》，该刊也是美国第一本专注于女性权利的刊物。[32]1972到1980年间，她在哥伦比亚法学院任教，并成为了哥伦比亚法学院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她还共同参与编纂了第一本关于性別歧視的法学院案例集（英语：Casebook）。[31]。1977到1978年，她还赴史丹佛大學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学者。[33]

诉讼辩护生涯[编辑]

翻译用分节1[编辑]

金斯伯格站在床边
1977年的金斯伯格，由林恩·吉尔伯特（英语：Lynn Gilbert）拍摄

金斯伯格于1972年参与共同创办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女权计划，并在1973年成为了女权计划的总法律顾问。[10]The Women's Rights Project and related ACLU projects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300 gender discrimination cases by 1974. As the director of the ACLU's Women's Rights Project, she argued six gender discrimination cases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between 1973 and 1976, winning five.[21]金斯伯格并未要求法庭立刻消除所有性别歧视，而是有策略地制定了一条渐进的战略路线。她把矛头指向了一条条具体的歧视性法律，并通过持续不断的取得胜利来逐步推进歧视的消除。金斯伯格会在辩护前会谨慎选择原告，有时她亦会挑选男性作为原告，以证明性别歧视对男女两性均有害处。[21][31]金斯伯格在诉讼中所针对的法律，包括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女性，但事实会强化女性需要依赖男性这一歧视性观念的法律。[21]此外，她的辩护策略也延伸到了用词选择上。她的秘书曾指出，在庭审中使用“性”（sex）一词可能会影响法官的关注点。在此建议下，她更多地提倡和选择使用“性别”（gender）一词来替代“性”（sex）。[31]。金斯伯格提在诉讼上所做的工作终结了诸多法律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她因其高超的辩护水准而获得极高的声誉。[34]

翻译用分节2[编辑]

金斯伯格曾作为志愿辩护律师，为里德诉里德案（404（英语：List of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s, volume 404） U.S. 71 (1971)）撰写辩护意见书（英语：Brief_(law)），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裁定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适用于保护女性依法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31][35][註 5]1972年，她就莫里茨诉国内税务署（英语：Moritz v. Commissioner）一案在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出庭应讯。在该案中，她代表一位独自赡养母亲的单身男性出庭，根据当时的税法，单身女性为照顾被赡养人所支出的费用可以享受减税，而单身男性则不能。此后，她作为法庭之友参与了弗朗蒂罗诉理查德森案（英语：Frontiero v. Richardson）（411（英语：List of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s, volume 411） U.S. 677 (1973)）一案的聆讯以挑战美军中一项具有性别歧视性质的法律。根据该法律，男性军人能够为自己的随军配偶申请住房补贴（英语：Basic Allowance for Housing），但是女性军人（在该案中，即为弗朗蒂罗）就难以为自己的丈夫申请同样的补贴。金斯伯格指出该法律歧视并损害了女性本应平等拥有的权利，而在金斯伯格的辩护下最高法院最终以8-1支持了弗朗蒂罗的诉求。[21]随后，法庭又在温伯格诉维森费尔德案（英语：Weinberger v. Wiesenfeld）（420（英语：List of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s, volume 420） U.S. 636 (1975)）中支持了金斯伯格的主张。在该案中，金斯伯格代表一位丧偶的男性出庭辩护。这位寡夫的生活救济金申请遭到了社保系统的拒绝，因为在那时发放给丧偶人士以帮助他们抚养子女的救济金依法只发放给女性。金斯伯格主张这一法律以拒绝给予男性丧偶者与女性丧偶者同等保护的方式，歧视和损害了男性的宪法权利。[37]

翻译用分节3[编辑]

1973年，也就是羅訴韋德案判决宣布的同一年，金斯伯格在联邦层面提起了挑战非自愿绝育合宪性的第一案。 suing members of the Eugenics Board of North Carolina on behalf of Nial Ruth Cox, a mother who had been coercively sterilized under North Carolina's Sterilization of Persons Mentally Defective program on penalty of her family losing welfare benefits.[38][39][40] During a 2009 interview with Emily Bazel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Ginsburg stated that, "I had thought that at the time Roe was decided, there was concern about population growth and particularly growth in populations that we don't want to have too many of."[41] Bazelon conducted a follow-up interview with Ginsburg in 2012 at a joint appearance at Yale University, where Ginsburg claimed her 2009 quote was vastly misinterpreted and clarified her stance.[42][43]

翻译用分节4[编辑]

Ginsburg filed an amicus brief and sat with counsel at oral argument for Craig v. Boren, 429（英语：List of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s, volume 429） U.S. 190 (1976), which challenged an Oklahoma statute that set different minimum drinking ages for men and women.[21][37]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urt imposed what is known as intermediate scrutiny on laws discriminating based on gender, a heightened standard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21][37][44] Her last case as an attorney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was in 1978 Duren v. Missouri, 439（英语：List of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s, volume 439） U.S. 357 (1979), which challenged the validity of voluntary jury duty for women, on the ground that participation in jury duty was a citizen's vital governmental service and therefore should not be optional for women. At the end of Ginsburg's oral argument, then-Associate Justice William Rehnquist asked Ginsburg, "You won't settle for putting Susan B. Anthony on the new dollar, then?"[45] Ginsburg said she considered responding, "We won't settle for tokens," but instead opted not to answer the question.[45]

翻译用分节5[编辑]

Legal scholars and advocates credit Ginsburg's body of work with making significant legal advances for women under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Constitution.[31][21] Taken together, Ginsburg's legal victories discouraged legislatures from treating women and men differently under the law.[31][21][37] She continued to work on the ACLU's Women's Rights Project until her appointment to the Federal Bench in 1980.[31] Later, colleague Antonin Scalia praised Ginsburg's skills as an advocate. "She became the leading (and very successful) litigator on behalf of women's rights—the Thurgood Marshall of that cause, so to speak." This was a comparison that had first been made by former solicitor general Erwin Griswold who was also her former professor and dean at Harvard Law School, in a speech given in 1985.[46][47][註 6]

任职巡回上诉法院[编辑]

鉴于司法机构中待处理的积压案件不断增加，美国国会通过了1978年综合法官席位法案（英语：Omnibus Judgeship Act of 1978），为联邦地区法院新增了117个法官席位、联邦上诉法院新增了35个法官席位。同时，正如新当选的吉米·卡特总统在两年前的选举中就已承诺要关注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的权利，法案中还强调了要保证给予女性和少数族裔更为充分的席位。法案还要求法官的提名程序中要对候选人的品格和经历进行考察。[6]:277[48][49]卡特总统当选后，金斯伯格就开始考虑在职业道路上是否要转变方向。她曾参加了美国司法部的面试，希望能够成为副总检察长（英语：Solicito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副总检察长一职也是她一直以来最期待能够担任的职务。不过，她最终遗憾得知，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英语：Griffin Bell）并不会给她和当天一同面试的另一位非裔候选人在司法部就职的机会。[6]:278

金斯伯格与卡特总统正微笑着握手。
1980年，金斯伯格与吉米·卡特总统会面。

那时，金斯伯格正在史丹佛大學担任研究学者，并着手撰写一本有关她过往在平权诉讼辩护上所做工作的书籍。她的丈夫则在斯坦福法学院做客座教授，并正在考虑离开自己的律所威嘉律师事务所全职加入斯坦福法学院担任终身教职；与此同时，他也在为金斯伯格能够上任法官而奔走。1979年1月，金斯伯格填写了两份针对联邦法官潜在提名者的调查问卷，这两个空缺的席位分别来自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和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6]:278最终于1980年4月14日，卡特总统提名金斯伯格担任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以填补因哈罗德·利文撒尔（英语：Harold Leventhal (judge)）法官去世所留下的席位空缺。对她的提名于当年6月18日获得了参议院的确认，她随后正式上任。[6]:286-291[30]

在担任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期间，金斯伯格积极与自己的法官同事寻求法律上的共识，这其中甚至包括了保守派法官罗伯特·博克（英语：Robert Bork）和安東寧·斯卡利亞。[50][51]她在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任上的工作表现，令她获得了“审慎的法学家（cautious jurist）”和温和派之称。[52]由于被提名进入最高法院，她的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任期最终于1993年8月9日结束。[30][53][54]而她在巡回上诉的法官席位则由大卫·泰托（英语：David S. Tatel）法官接替。[55]

进入最高法院[编辑]

提名和确认[编辑]

任职最高法院[编辑]

性别歧视[编辑]

堕胎权[编辑]

搜查和扣押程序[编辑]

国际法[编辑]

选举权和选举结果确认程序[编辑]

美国原住民权利[编辑]

其他主要法庭意见[编辑]

其他社会活动[编辑]

个人生活[编辑]

健康状况[编辑]

司法界的常青树[编辑]

逝世[编辑]

赞誉[编辑]

流行文化[编辑]

注释[编辑]

  1. ^ 出自于布鲁克林出生的说唱歌手聲名狼藉先生。
  2. ^ 原话为：Why are you at Harvard Law School, taking the place of a man?
  3. ^ 该院长后来解释，他是为了了解学生们的故事（才做出这样的询问）。
  4. ^ 后来据露丝·金斯伯格说，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于1944年聘用首位女性最高法院法官助理，而直到1966年才聘请了第二位女性法官助理。[18]
  5. ^ 金斯伯格在辩护意见书中将保利·穆雷（英语：Pauli Murray）和多萝西·凯尼恩（英语：Dorothy Kenyon）列为共同作者以致敬她们在女权法律诉讼中所做出的贡献。[36]
  6. ^ Janet Bensho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Law and Policy, made a similar comparison between Ginsburg and Marshall in 1993.[21]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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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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